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是传统蕨类植物(Pteridophytes)的两个进化谱系^[1-3]，起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4亿年前，是地球上起源最为古老的维管植物^[4-7]。根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5版》^[8](以下简称《物种名录》)最新统计，我国共有石松类3科12属195种(含种下分类单元)，蕨类植物39科177属2 498种(含种下分类单元)，是世界上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极为丰富的地区。

因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近年来石松类和蕨类植物遭到严重滥挖，导致多个类群的野生种群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9]。2021年9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农业农村部发布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0](以下简称《名录》)，将455种和40类共约1 200种野生植物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其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共约120种，是《名录》中第二大重点保护类群。与1999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36种)相比，总物种数增加了近3倍。此外，2021年1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对5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抢救性保护，其中蕨类植物有4种，分别为天星蕨(Christensenia aesculifolia)、带状瓶尔小草(Ophioderma pendulum)、对开蕨(Asplenium komarovii)和中华桫椤(Alsophila costularis)，这充分表明国家对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保护的重视。

本文对国内各省级行政区分布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就地保护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同时还整理了国内部分单位开展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迁地保护情况，并提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保护建议，倡议更多的科研机构、植物园多方联合、多措并举，共同将我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保护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1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现状分析

相较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的物种，石松类中石松科(Lycopodiaceae)为新增类群，收录了石杉属(Huperzia)和马尾杉属(Phlegmariurus)两个类群所有物种；合囊蕨科(Marattiaceae)调整为观音座莲属(Angiopteris)所有物种收录[原仅有法斗观音座莲(Angiopteris sparsisora)、二回原始观音座莲(Archangiopteris bipinnata)和亨利原始观音座莲(Archangiopteris henryi)3个物种]和天星蕨(Christensenia aesculifolia)[原天星蕨科(Christenseniaceae)]；瓶尔小草科(Ophioglossaceae)新增了带状瓶尔小草[原仅有七指蕨科(Helminthostachyaceae)七指蕨(Helminthostachys zeylanica)]。因分布广、数量多、居群稳定等原因，删除了桫椤科(Cyatheaceae)中小黑桫椤(Gymnosphaera metteniana)和粗齿桫椤(Gymnosphaera denticulata)、凤尾蕨科(Pteridaceae)中国蕨(Aleuritopteris grevilleoides)[原属中国蕨科(Sinopteridaceae)]、鳞毛蕨科(Dryopteridaceae)单叶贯众(Cyrtomium hemionitis)和玉龙蕨(Polystichum glaciale)(原为Sorolepidium glaciale)、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扇蕨(Lepisorus palmatopedatus)(原为Neocheiropteris palmatopedata)。

根据《物种名录》统计，当前被列入《名录》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增加至141种，归属11科17属，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物种16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物种125种(表 1)。其中，石松类有2科3属，共72种，超过总数的一半。水韭科(Isoetaceae)水韭属(Isoetes)(14种)全部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物种，占Ⅰ级重点保护物种总数的87.5%；蕨类植物9科14属，共69种，Ⅰ级重点保护物种有荷叶铁线蕨(Adiantum nelumboides)和光叶蕨(Cystopteris chinensis)。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为国家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物种类、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类，《名录》中水韭属(所有种)、水蕨属(Ceratopteris，7种)和荷叶铁线蕨归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管理，其余物种(119种)归国家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管理。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11]中对濒危物种的评估结果以及近年来新发表物种资料查询^[12-22]，我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生存受到威胁的物种[易危(VU)、濒危(EN)、极危(CR)]有56种，占当前总数的39.72%，另有66种缺少评估数据(DD)，占当前总数的46.81%。这意味着我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调查存在较大的缺陷，尤其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依然有接近一半的物种缺少实际的野生状态数据。

从地理分布来看(表 2)，我国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集中分布于西南和华南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我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布种类较多的区域。从重点保护物种占比来看，最高的是澳门，为7.32%；其次是海南，为6.98%；广西排第三，为5.26%；吉林排第四，为5.17%；而物种最多的云南，排名第五，为4.82%。贵州、四川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总数均超过900种，但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数量占比却较低。北京、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有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布；河南、宁夏、青海、上海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各有1种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疆有2种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这说明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调查工作还存在明显不足。此外，有些省份统计的物种数量与《物种名录》存在差异，如福建省林业局统计其辖区内有16种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而《物种名录》中显示为12种；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统计其辖区内有4种，而《物种名录》中记载为3种。还有一些物种分布存在错误统计现象，如河南金毛狗(Cibotium barometz)的分布记录，凭证标本的实际采集地为广东深圳梧桐山。

2 就地保护情况

就地保护是对野生植物开展保护最为直接有效的保护方式^[23-24]。分布于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包括国家公园、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的物种，受人为活动干扰相对较少，可以理解为得到了就地保护。通过实地调查以及查阅各地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统计资料，整理各地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受保护情况，结果显示共有96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分布于国家公园、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范围，占现在总保护物种数的69%，相较于“十四五”目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体保护率(80%)的目标明显处于偏低状态。保护率超过80%的省级行政区有甘肃(100%)、福建(100%)、河南(100%)、黑龙江(100%)、辽宁(100%)、江西(93%)、广西(89%)、海南(88%)、广东(88%)、西藏(86%)、吉林(83%)，江苏、宁夏、青海、山东、上海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均未处于保护地范围。

针对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政策，例如《“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设方案》等，并支持通过建立原生境保护小区(点)来保护分布于自然保护地外的濒危野生植物，弥补自然保护地不到之处。目前，对分布于自然保护地外的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全国共建立了40处原生境保护小区(点)(表 3)，极大增强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保护强度。但统计显示，原生境保护大多围绕金毛狗(11个)和桫椤(13个)两个物种开展，其他物种的原生境保护小区(点)建设较少，而且40个原生境保护小区(点)覆盖的物种仅有10个。除去无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布的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全部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均在自然保护地内的5个省，仍有14个省(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对分布于自然保护地外的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未采取就地保护措施，这对物种保护极为不利。由此可以看出，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就地保护工作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继续加大保护力度。

3 迁地保护情况

迁地保护是对野生植物开展抢救性保护的有效方式。因生境破坏等原因，部分物种在其原生地不再适生或长期生存下去，或靠物种自身无法正常繁衍，对全部或者部分个体或者组织器官在其自然环境以外的人工管护或管理条件下进行保存^[23]。2021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讲话时指出：“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也相应颁布了关于加强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度和规划方案(如《“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设方案》《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等)。目前，我国正逐步推进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无疑，国家植物园将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核心场所。

3.1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迁地保护现状

我国当前有植物园(树木园)近200个^[25]，是开展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重要力量。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应增强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普宣教和园林园艺展示等方面的竞争力，引领其他植物园发展^[26]。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保护需依靠国家植物园、其他植物园等单位，国家植物园应积极开展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收集和利用，建设蕨类植物专类园，增强园区特色专类园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设立的国家植物园(北京)和华南国家植物园均对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物种收集工作(表 4)，其中，国家植物园(北京)收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3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26种(归属7科10属); 华南国家植物园收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6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48种(归属9科15属)。国内其他植物园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收集保存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例如，上海辰山植物园当前收集保存石松类和蕨类植物537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有19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收集保存4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23种；南京中山植物园收集保存45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16种；庐山植物园收集保存480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22种；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收集保存23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18种；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收集保存1 1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65种。此外，其他迁地保护机构也对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开展了大量的收集保存工作，如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收集保存物种1 3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81种。

3.2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人工扩繁情况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主要靠孢子进行繁殖，在自然条件下其孢子萌发率较低，尤其是一些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自然条件下自我更新受限。利用人工孢子繁育技术对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进行繁育，能极大提高孢子萌发率。很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展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人工繁育工作，如华南国家植物园开展了水蕨、苏铁蕨、鹿角蕨和桫椤科植物等物种的人工繁育，国家植物园(北京)对鹿角蕨、荷叶铁线蕨等物种的人工繁育进行了研究，上海辰山植物园开展了荷叶铁线蕨、水蕨、桫椤等物种的人工繁育，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人工繁育了3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对当前近半数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开展了人工繁育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植物园和其他植物园开展的人工繁育多以科研为主，大覆盖度、大规模的繁育工作开展较少，或者仅项目支持下针对某一物种开展人工繁育。此外，石杉属、马尾杉属、带状瓶尔小草、天星蕨等物种的人工孢子繁育工作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仅依靠扦插、组培等方式开展人工繁育，效率较低。

3.3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野外回归情况

野外回归也是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重要环节，将人工繁育的个体回归至原生境或适合其生存的相似生境，使其长期存活至自我更新。开展野外回归，能快速有效恢复壮大野生种群规模，降低物种在野外灭绝的风险，对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统计，我国当前开展野外回归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有200余种^[24]，桫椤、荷叶铁线蕨、水蕨、对开蕨等十余种蕨类植物也重新回归野外(表 5)。利用人工扩繁个体成功在野生环境重塑复壮种群，可降低野生种群灭绝风险。总体来看，已报道野外回归的国家重点保护蕨类植物种类占国家重点保护种类总数的比例较低，且石松类植物没有野外回归报道，这与人工扩繁难度大有关。

4 保护建议 4.1 完善野生植物保护制度

一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修订。当前实施的《条例》为2017年修订，部分条款设置不利于当前部门工作的开展。据统计，我国现行法律修订的频率约为9年/次^[27]，201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后，政府部门机构职能发生改变，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分工也相应发生变化，《条例》中的相应条款需要调整。此外，国家逐步推动“放管服”工作，部分野生植物保护的具体管理工作已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下放至省级林业草原、农业农村部门管理，《条例》中相应条款也需要修改。另外，《条例》中并未明确对《名录》调整的时间间隔，建议增加每10年调整一次的条款。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已编撰完成，对推动《条例》修订带来契机。《条例》修订能明确部门分工，有利于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是及时颁布实施适时的政策方案。法律法规多为长期有效规定，对其调整修订具有较大难度，且周期长。国家每年对野生植物保护工作都会有新的动态指向，建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等国家部门根据国家政策及时发布相应的政策方案，为地方开展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指明方向、提供政策支撑。

三是及时调整《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发布时间为1999年，至2021年进行第一次调整，间隔20余年，间隔时间较长，不利于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国家应适时支持开展野生植物普查工作，提前布局，摸清家底，及时评估，为《名录》调整提供数据支撑。从《名录》中收录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评估数据来看，其调查数据还存在明显不足，其他植物类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此外，通过保护工作的开展，有些物种的野外种群已经非常庞大，不再适合作为保护物种，需要及时从《名录》中调出或者降级保护；有些物种由于环境变化、人为活动等原因导致其野生种群极度减少，需及时列入《名录》开展保护或者升级保护等级。

4.2 加强就地保护建设

2022年，国家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体系^[28]。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应联合国家植物园、科研院所等单位力量，强化就地保护力度，通过开展野生种群动态变化、遗传监测等，及时掌握种群受威胁情况和发展趋势，为开展就地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在保护范围内建设防护围栏、隔离带，对保护物种设立警示牌标识，辅以人工控制伴生物种、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加强巡护监管，防止盗采盗挖等现象，开展原生境保护修复工作，对受威胁程度较高的种群进行抢救性保护等。多措并举，从而完善就地保护体系建设，加强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力度。

4.3 完善迁地保护体系

2021年10月，我国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2021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2022年5月，批复同意在广州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林草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国家植物园应利用自身科研人才优势，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收集保存工作，并通过遗传多样性分析掌握种群发展趋势和自身致濒因素，同时攻关人工扩繁技术瓶颈，为迁地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另外，其他植物园和迁地机构应配合国家植物园开展迁地保护工作，多方联合，共同推进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全面建成我国特色迁地保护体系，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提供保障，共同打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诺亚方舟”。国家植物园、其他植物园等迁地保护单位应联合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通过加强人工扩繁、野外回归、种群监测等工作，统筹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协同发展，共同推进野生植物保护工作。

4.4 提升科普宣传与公众参与

近年来，公共传统传播平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的传播报道逐渐增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在我国正逐渐被公众熟悉和接受，越来越多的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传播者行列^[29]。但是，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识别较为困难，公众对其认知度较低，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等物种保护相关信息非常必要。另外，在野生植物保护过程中，需要提高社会公众的重视度，加强公众参与度，借助社会公众力量推动野生植物的保护，提高保护成效。

5 展望

蕨类植物不同于其他有花植物，极具形态特色，在植物园中建设蕨类植物专类园，将会为园区增加别致景色。目前，国内已建设蕨类植物专类园的植物园有上海辰山植物园(蕨岛、蕨情谷)、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蕨类中心)等，另有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深圳市兰科中心植物园)利用蕨类植物建设了多个蕨类专类园(药用蕨类园、珍稀濒危蕨类园、附生蕨类园等)。当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仍有很多物种处于未被保护状态，部分物种扩繁瓶颈仍未解决。未来，需加强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保护力度，通过科学宣传向公众传递野生植物保护的重要性，同时需更多的科研单位、植物园等利用先进技术攻克保护难题，依托国家对野生植物保护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更好地开展国家重点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