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喀斯特以其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漓江流域作为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统村落不仅蕴含丰富的文化价值，还见证了人类与喀斯特环境长期互动的过程。村落景观作为一个多功能的复合生态系统，直接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变迁^[1-4]。其中，植物景观是村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植物景观的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及空间格局的变化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变化，是评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在喀斯特地貌中，植被在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其变化直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通过研究植物景观特征，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村落景观演变对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景观格局是景观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特征，体现了自然与人类活动要素的相互作用。它包括景观要素的大小、形状和性状，是土地利用的直接表现形式^[5-8]。景观格局研究为揭示景观动态演变提供了重要视角^[9]。学界围绕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演变展开了多维度探讨，不仅聚焦建筑、道路、农田等人文要素的变迁，还深入考察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下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10, 11]}。研究方法上，国际学界普遍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究景观格局的变化，并基于生态学原理构建“格局-过程”模型，此外，还会辅以定性研究深入解析景观文化内涵^[12-14]。在国内，对于村落景观格局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观生态^[15]、空间演化^[16]、风貌演变^[17]、环境质量^[18]等方面。针对漓江流域景观格局的研究，学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关键方向。如胡金龙等^[19]通过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分析了漓江流域景观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得出景观格局的优化对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何毅等^[20]利用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漓江流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探讨出一种以生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向悟生等^[21]、吴虹等^[22]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Landsat卫星影像，揭示了漓江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并据此评估了该地区的生态退化状况。陆丹丹等^[23]利用ArcGIS和ENVI软件，采用土地利用与覆被分析方法，探究了漓江流域上游地区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及其内在人为影响因素。当前对漓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传承^[24]、空间分布特征^{[25, 26]}，以及建筑形态与结构特征^[27]。然而，关于传统村落植物景观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村落景观格局演变与植物景观特征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更为稀缺。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峰丛区的传统村落，通过对景观格局现状的调查与筛选，发现位于该区域的寿嵅、肖家嵅、虾嵅、暗嵅、烈嵅、黎家等6个传统村落(统称“五嵅一家”)不但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而且其村落格局、建筑风貌及社会文化关系与遗产地内其他村落相似，能够代表该区域传统村落的景观特征。此外，五嵅一家”拥有丰富的亚热带植被和独特的人地互动模式，能够充分反映喀斯特地貌下独特的植物景观及其景观演变过程。因此，本研究选取“五嵅一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时序遥感影像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实现以下研究目标：(1)探究近20年来传统村落景观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因素；(2)分析村落景观演变对村落及周边植物景观特征的影响；(3)研究不同地形条件下传统村落景观演变与植物景观特征的关联性。通过多尺度、多角度的分析，以期全面揭示喀斯特地区人地关系的变迁过程，为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可持续管理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为其他喀斯特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境内，包括漓江峰丛片区(25°00′08″N，110°27′32″E)和葡萄峰林片区(24°55′24″N，110°21′16″E)，分别位于漓江景区和桂林阳朔县地带^[28]。该区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以石山、峰林、溶洞、洼地为主，蕴藏着石灰岩、方解石和铁矿等丰富的矿产资源，植被覆盖度高，类型丰富多样。该区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8.9 ℃。8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3 ℃; 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15.6 ℃。年平均日照1 670 h；年平均降水量1 949.5 mm，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秋、冬季降雨较少，气候较为干燥。全年无霜期约300 d^[29]。

“五嵅一家”位于漓江峰丛片区的北部区域，隶属于桂林市雁山区，是寿嵅、肖家嵅(均隶属于兴隆村民委员会管辖)和虾嵅、暗嵅、烈嵅、黎家(均隶属于黎家村民委员会管辖)6个特色古村的统称(图 1)，其中黎家村于2022年10月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30]。“五嵅一家”总面积28.3 km²，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多为石山和丘陵，植被类型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这些村落以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文化景观闻名。村内保存了许多传统建筑和历史遗址，如古寨门、古道、拴马桩和古树等，展现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此外，“五嵅一家”处于喀斯特遗产地峰丛区，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这些植物与当地的喀斯特地貌和村落人文景观相结合，既展现了自然的原始风貌，也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1.2 数据收集与分析 1.2.1 数据来源与操作方法

本研究以桂林市黎家村民委员会和兴隆村民委员会行政范围为准划定研究区域，借助91卫图平台(http://www.91weitu.com)获取研究区2002、2012、2022年3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为0.54 m)，并将所获取的原始影像在ENVI 5.3软件中作图像加强、大气校正和地图投影等预处理。结合实地调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31]，并结合漓江流域特有的地貌类型，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标准并兼顾其他分类标准，利用ArcGIS Pro 3.1软件以目视解译的方法将景观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园地、陆地水域、建设用地和裸地7类(图 2)。采用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s://www.gscloud.cn/)，分辨率为30 m。

1.2.2 景观格局指数选取

根据不同景观格局指数内涵^[32-34]，结合漓江峰丛片区景观特征以及实际研究需要，筛选景观格局指数，并确保所筛选的各指标信息相互补充、避免重复^{[35, 36]}。借助Fragstats软件计算“五嵅一家”所在区域的景观格局，从景观水平和景观类型水平两个层面选取以下景观格局指数：斑块数(NP)、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指数(LPI)、边界密度(ED)、面积加权分形维数(FRAC_AM)、聚合度指数(AI)、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和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

1.2.3 调查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现场调查与卫星遥感影像解译相结合的方法，依据人与自然不同程度的互动作用，将植物景观分为生活型植物景观、生产性植物景观和生态型植物景观^[37](表 1)。先于2023年5月进行野外调查，后于2024年1月和2024年5月进行补充调查。参考王国宏等^[38]提出的群落调查方法，在6个传统村落中设置面积为100 m²或600 m²的样方(共计46个)。其中村口林、房前屋后林、果园林、水岸林和风水林样方均为20 m×30 m，道路林样方为20 m×5 m，庭院林和公共游憩林样方均为10 m×10 m。样方分布从村落中心向外辐射，包括住宅密集区, 村落边缘地带, 邻近的农田、果园，以及村落周边的山腰和洼地地带。在样方调查中，记录海拔、坡度、坡向和干扰程度等基本环境信息。随后对植被进行分层调查。乔木层：选取胸径超过3 cm的植物，记录其种类、胸径、树高、冠幅和枝下高。灌木层：在样方对角线上选取2个5 m×5 m的区域，记录该区域中植物的种类、基径、平均高度、冠幅、株丛数和盖度。草本层：在样方四角和中心各选1个1 m×1 m的样格，记录样格中植物的种类、多度、株丛数、平均高度和盖度。对于现场无法辨识的植物，采集标本或拍照，以便后续在实验室进行鉴定。

通过对当地居民的访谈调查，深入了解村落的植物选择、使用功能需求和文化习俗。基于访谈结果，将植物功能归纳为生态、食用、观赏和经济4大类。对于多功能植物，根据样地所处位置的功能分区进行分类。如银杏(Ginkgo biloba)在村口林中划定为生态功能，在庭院林中则划定为观赏功能。

1.2.4 相关性分析

植物景观特征主要体现在植物功能占比上，其中生态功能、食用功能、观赏功能和经济功能是反映植物景观特征的重要指标。为了探究村落景观格局演变与植物景观特征之间的关系，对景观类型面积变化率与植物功能占比的关联度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2002-2022年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和实地植物多样性调查结果，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计算不同景观类型的面积变化率与植物功能占比之间的相关系数。利用SPSS 2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其显著性水平(P＜0.05)，并根据相关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水平，分析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对植物景观特征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景观总体变化

表 2为2002-2022年研究区景观类型面积分析结果。图 3为景观结构图与坡度图的叠置分析结果，揭示了7种景观类型在不同坡度范围的分布特征。以上分析结果显示，2002年至2022年间，林地面积占比持续上升，从84.87%增至88.37%，平均占比达86.83%，在各景观类型中占比最大。林地属于研究区内主要的景观类型，新增林地主要集中分布于坡度为5°-15°的缓坡地带，主要由耕地和裸地转化而来。耕地面积呈现先微增后显著减少的趋势，净变量为162.09 hm²，降幅达39.85%。耕地变化主要集中在0°-15°的坡度范围内，该范围属于缓坡区, 其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坡耕地转为林地、平缓地带的耕地被建设用地侵占。草地面积整体呈现萎缩趋势，但在15°-25°坡度带，草地面积占比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特征。园地的面积增幅最大，高达340.27%，远大于其他景观类型，但在研究期内园地的面积占比均未超过4%。新增的园地主要集中在缓坡区(5°-15°)和中坡区(>15°-25°)；其主要是通过3种形式转化而来：次生林改造为经济林、耕地结构调整，以及裸地转化。陆地水域面积先增加后减少，增幅为37.62%。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主要由林地和耕地转化而来。裸地面积整体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净减少105.41 hm²，降幅达78.42%，这主要是由于其逐步转化为林地和园地。在裸地转化为林地和园地的过程中，一部分区域通过自然恢复形成次生林，另一部分则经人工干预培育成为人工林。但在0°-25°坡度带，裸地占比呈现先降后增的变化特征，可能与局部土地利用方式的动态调整有关。总体而言，研究区的生态在2002-2022年呈现出明显改善的趋势：植被覆盖度显著提高，表现为林地和园地面积的增加；同时，裸地面积大幅减少，反映了当地生态治理措施的积极成效。

2.2 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2.2.1 景观水平格局指数分析

20年间研究区景观水平格局指数发生显著变化(表 3)。研究区景观NP、PD不断增加，表明景观破碎化程度逐步加剧。LPI持续上升，表明优势景观类型(如林地)的连片化趋势增强，尽管整体景观破碎化日益严重，但是优势景观类型的集中分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破碎化带来的负面影响。ED和FRAC_AM均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说明前期斑块形状越来越复杂，后期斑块趋向集中分布，复杂性有所降低。AI先降低后上升，且均保持在95%以上，这表明斑块类型的分布较为集中，具有较高的空间连通性。SHDI、SHEI不断降低，表明研究区景观的整体结构变得更加简单，异质性降低，景观整体的复杂性降低。

2.2.2 景观类型水平格局指数分析

从不同景观类型水平格局指数计算结果(表 4)可知，林地的NP、PD减少，LPI持续增加，表明林地是所有类型中最大的斑块，即在村落景观中属于优势斑块；AI稳定在97%以上并略有增加，表明林地景观逐渐趋于集中和连片，连通性增强，破碎化程度降低；ED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林地的边缘密度降低，斑块形状趋于简单化；FRAC_AM也有所下降，说明林地的斑块形状复杂性降低，斑块趋于规则化。耕地的NP、PD增加，LPI、AI降低，ED先增后降，FRAC_AM增加，说明耕地景观的破碎化和分散化程度提高，连通性降低，农业生产趋于分散经营。草地的NP、PD先增后减，LPI、ED减少，表明草地的斑块规模和边缘密度有所降低，FRAC_AM增加，AI先减后增，表明草地景观经历了先破碎化后趋于集中的过程。园地的各项指标均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反映了园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和复杂性先降低后提高。而陆地水域的NP、PD、ED、FRAC_AM等指标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AI则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说明陆地水城景观经历了先破碎化后集中的过程，且斑块的连通性先降低后增强。建设用地的NP、PD、ED持续增加，FRAC_AM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而LPI、AI持续降低，表明建设用地景观破碎化程度和复杂性提高，斑块形状趋于复杂化。裸地的NP、PD、FRAC_AM先增加后减少，ED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LPI、AI持续降低，说明裸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提高，斑块形状趋于复杂化，斑块变得更加分散，连通性降低。

2.3 传统村落植物景观特征 2.3.1 植物种类组成

对研究区6个传统村落的植物资源进行详细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5。基于植物的生长型进行分类，调查发现6个村落共有110科320属431种植物。其中，乔木植物共计38科64属75种；灌木植物共计31科60属73种；草本植物共计67科187属254种；藤本植物13科23属29种。从所调查植物的科、属情况来看，研究区植物种类丰富，其中，乔木中种类较多的科为大戟科(Euphorbiaceae，7种)、豆科(Fabaceae，7种)；灌木中种类较多的科为蔷薇科(Rosaceae，9种)、唇形科(Lamiaceae，6种)、木樨科(Oleaceae，6种)；草本中种类较多的科为菊科(Asteraceae，38种)、禾本科(Poaceae，20种)；藤本中种类较多的科为豆科(8种)、毛茛科(Ranunculaceae，5种)。研究区6个传统村落中常绿乔灌木共计66种，其中常绿乔木32种、常绿灌木34种，落叶乔灌木共计83种(包括落叶乔木44种，落叶灌木39种)。常绿植物为村落景观提供稳定的绿色背景，落叶植物通过季节性变化增添丰富的季相和色彩层次，使传统村落四季皆有可观之景。

2.3.2 植物景观格局及特征变化

研究区6个传统村落的植物景观格局呈现由外向内的层次分布：最外层为生态型植物景观(风水林和水岸林绿块)，中层为生产型植物景观(果园绿块)，最内层为生活型植物景观(村口林、道路林、房前屋后林、公共休憩林和庭院林等绿块)(表 6)。

生态型植物景观主要由自然山林植被构成，其中风水林和水岸林绿块尤为显著。在漓江流域“五嵅一家”的传统格局中，风水林多分布于村落周边峰丛的山腰以上或村落后山，主要由原有耕地和裸地转化而来；水岸林则主要分布在村庄山脚的平地及缓坡区，这两类植物景观均以次生林为主。世界自然遗产地独特的喀斯特峰丛地貌形成的特殊生境，使得植被在较小的海拔高差内呈现显著的垂直分异，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植物景观变化。从山脚到山顶，植被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变化：山脚平地及缓坡区(坡度通常为0°-15°)多为水岸林，以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樟(Camphora officinarum)、牡荆(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folia)等树种为主，在河流两岸发挥水土保持的重要作用；山腰中坡区(>15°-25°)是风水林的主要分布区，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如木犀(Osmanthus fragrans)、银杏、楝(Melia azedarach)等植物，它们构成传统村落的生态屏障；山顶陡坡区(坡度25°以上)主要分布有青冈(Quercus glauca)、巴豆(Croton tiglium)、化香树(Platycarya strobilacea)等组成的次生天然林，该区域是喀斯特植物多样性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段。

生产型植物景观是传统村落景观的关键组成部分，反映当地居民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这类景观主要由农田、果园和菜地构成。在5°-15°的缓坡地带多呈现果树与农作物的混作格局，而>15°-25°的中坡地带则以纯果林种植为主。植被调查结果表明，主要种植作物包括玉蜀黍(Zea mays)、稻(Oryza sativa)和大豆(Glycine max)等粮食作物，果树以柑橘(Citrus reticulata)、柚(Citrus maxima)、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为主。这种分布特征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林复合植物景观。

生活型植物景观是传统村落中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绿色空间。调查发现，村口林主要由粗糠柴(Mallotus philippensis)和吊丝竹(Dendrocalamus minor)等本土植物构成的次生林组成，分布于中坡地带。房前屋后林呈现多样化格局，除传统果树和菜地外，以连片种植的吊丝竹人工林为主。随着建设用地的增加，山脚平地及缓坡区的道路、公共游憩和庭院区域的植物景观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道路林主要树种有木犀、乌桕(Triadica sebifera)等，这些植物形成连续的绿色廊道；公共游憩林的植物多以乔木为主，采用孤植或群植的方式配置，既有传统的木犀、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等乡土树种，也有大花紫薇(Lagerstroemia speciosa)等观赏性植物；庭院林的景观结构较为简单，融合了村民的生活习惯和当地的文化信仰，其主要由果树以及苏铁(Cycas revoluta)、罗汉松(Podocarpus macrophyllus)等观赏性树种构成。

2.3.3 植物功能分析

从各村落不同植物景观类型的植物功能组成来看(图 4)，虽然各村落间的植物功能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整体特征基本一致。在生活型植物景观中，村口林的植物功能占比为生态＞食用＞观赏＞经济；道路林、房前屋后林和公共游憩林的植物功能占比整体上表现为生态＞观赏＞食用＞经济；庭院林的植物功能占比整体上表现为观赏＞生态＞食用＞经济。总体而言，生态功能在大多数景观类型中占主导地位，尤其在村口林、道路林、房前屋后林和公共游憩林中表现显著。观赏功能在庭院林中超越生态功能，成为首要功能，且其在道路林、房前屋后林和公共游憩林中均居第二位。经济功能在生活型植物景观中占比最低。在生产型植物景观中，果园的植物功能性相对单一，以经济功能为主，生态和食用功能比重较小。在生态型植物景观中，各村落的风水林植物功能组成相对一致，均以生态功能为主导；水岸林的植物功能占比则表现为生态＞观赏＞食用>经济。综上所述，3类植物景观的功能占比呈现明显差异，生态型植物景观以生态功能为核心，生产型植物景观以经济功能为主，而生活型植物景观则在保证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兼顾观赏、食用和经济等多种功能，反映了传统村落植物景观的多功能性特征。

2.3.4 景观类型面积变化率与植物景观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7)可知，林地面积变化率与生态功能占比呈显著正相关(P＜0.05)，表明随着林地面积的增加，植物景观中生态功能的占比显著提高。园地面积变化率与经济功能占比呈显著正相关(P＜0.05)，表明随着园地面积的增加，植物景观中经济功能的占比也显著提高。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率与观赏功能占比呈显著正相关(P＜0.05)，表明建设用地扩张显著提升了植物景观的观赏功能，这主要归因于公共游憩场所、道路绿化和庭院景观中观赏性植物的增加。裸地面积变化率与生态功能占比呈显著负相关(P＜0.05)，表明裸地面积的减少显著提升了植物景观的生态功能。

3 讨论 3.1 景观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近20年来林地一直是漓江流域的优势景观，林地面积持续增加，得益于退耕还林政策、植树造林和石漠化治理工程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5°-25°的坡度范围内，大量坡耕地、退化草地和裸露石山被改造为林地。这与Li等^[39]对西南喀斯特地区景观格局的研究结果相似，Wang等^[40]的研究也表明，以上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石漠化区域的控制。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和园地面积的大幅增加反映了农业结构的转型。一方面归因于原有坡耕地退耕还林，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外迁和劳动力流失，导致大量耕地难以维持，部分土地被转包给外来经营者发展果林种植。这一结果与Hu等^[41]对贵州喀斯特景观格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表明不同喀斯特地区的土地类型转化有差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归因于旅游城镇的加速发展，而这一发展又随着新农村地区的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而加速，这与Wang等^[42]的研究结果一致。陆地水域面积先增后减的变化与早期发展水产养殖和后期填塘造地有关，这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动态调整。

3.2 景观水平格局指数变化及其生态意义

从景观水平格局指数变化来看，2002-2012年，NP、PD和ED增加，表明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这可能是由于早期的矿业开发、小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和零星城镇建设所致；而2012-2022年，ED下降和AI上升，表明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弱，这主要是受益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和农林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SHDI和SHEI持续下降，反映了景观多样性减少，景观类型分布变得更加不均匀，异质性降低。这种变化源于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导致的林地连片化，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的集中扩张。与胡金龙等^[19]对1986-2016年漓江流域景观格局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3.3 植物景观特征及其功能组成

在植物景观方面，调查发现6个村落共有110科320属431种植物。2002-2022年期间生态型植物景观整体呈现恢复趋势，但局部区域仍面临景观结构破碎化和功能退化的挑战。旅游业和工业发展、林业生产以及频繁的人为干扰(如不当的土地利用、过度放牧)加剧了植被的退化和景观结构的破碎^[43]。然而，随着生态保护政策的深入实施和管理措施的优化，近年来植物景观破碎化趋势已逐步减缓，生态系统正处于恢复期。生产型植物景观中，果园面积的增加虽然提高了经济效益，但是随着林果种植产业的兴起，部分农田与园地呈现镶嵌分布格局^[44]，这可能会威胁传统农业景观的存续。生活型植物景观当前存在绿化树种单一、植物文化景观缺乏重视、古树资源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植物景观功能呈现新的特征。在生活型植物景观中，生态功能仍占主导地位，但观赏功能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庭院林中，观赏功能已超过生态功能成为首要位置，这反映了生活水平提升和城市审美文化影响下的景观价值观变化。生产型植物景观中，果园以经济功能为主，而生态型植物景观则以生态功能为核心，展现了不同类型景观的功能分化。

3.4 景观格局与植物景观特征的关联性及保护建议

村落景观格局演变与植物景观特征的关联性反映了漓江流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林地面积增加，其变化率与生态功能占比呈显著正相关主要是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和石漠化治理的实施，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园地面积增加，其变化率与经济功能占比呈显著正相关体现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效，尤其是果树种植的规模化发展。建设用地面积扩张，其变化率与观赏功能植物增加呈显著正相关揭示了城镇化过程中环境美化需求上升。裸地面积减少，其变化率与生态功能占比下降呈显著负相关反映了生态修复措施在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漓江峰丛片区景观格局的演变和植物景观特征的变化是由政策实施、经济发展需求、人口流动和文化观念转变共同作用所致。为有效保护传统村落景观与植物多样性，建议采取以下综合措施。首先，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在退耕还林和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注重保留局部传统农业景观，维护生态系统的异质性。其次，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种植，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护本土植物品种和传统耕作方式。再者，加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通过制定村落植物景观保护名录，重点保护古树名木和具有文化价值的植物群落；同时，推广生态补偿机制^[45]，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减少生态环境破坏。此外，建立长期监测机制，定期评估村落景观格局和植物多样性变化，以及时调整保护策略。最后，通过开展环境教育和文化传承活动，提高公众对喀斯特生态系统和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本研究虽然揭示了漓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格局的演变趋势，但是在时间尺度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景观格局分析与植物景观调查之间存在时间差，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可能会影响两者关系的直接对比和准确评估。为克服这一局限，未来研究可采用模型模拟和趋势预测方法。如利用马尔可夫链模型模拟景观变化过程，结合遥感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植被覆盖变化。同时，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统计模型，如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更精确地捕捉景观变化与植物多样性的动态关系。这些方法的整合不仅能够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能力，还将为喀斯特地区的可持续管理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指导。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峰丛区传统村落景观演变与植物景观特征的分析，揭示了该地区近20年来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等生态政策的推动下，林地面积明显增加，裸地面积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同时，农业结构转型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园地面积增加，反映了经济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的权衡。村落景观格局演变呈现由破碎化到整合的趋势，表明随着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力度的加大，其核心区传统村落景观格局逐渐优化。植物景观调查发现431种植物，反映了良好的生物多样性，但也面临着自然植被结构破碎化和功能退化的挑战。植物景观功能呈现新特征，生活型景观中观赏功能日益突出，生产型和生态型景观则分别以经济和生态功能为主导。村落景观格局与植物景观特征的关联性分析揭示了生态修复、经济发展和文化需求的复杂互动。研究结果强调了在自然遗产地管理中平衡生态恢复、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